龙应台：文化政策，问什么？ （下）
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
文化政策，就是一个机制把种种彼此矛盾扞格甚至彼此抵销的力道爬梳清楚，对照愿景和目标，画出一条清晰可循的路来。在一个开放社会里，它不是从上而下的监督、管理，更不是权力的干预、操纵或控制，而是一套机制，有效地透过整合来创造文化发展的最佳条件与环境，也就是说，文化政策的目的在创造文化发展的基础建设（infrastructure）。它绝对不是，而且不可以是，一套「最高指导原则」，它只是一畦丰润的有机土壤，让人民的创意和想象力能够在土壤上着床，发芽，绽开自由的万种新苗。
政府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是泥土，只是让人踩的泥土，民间才是花朵。土是为了花而存在，本末不可倒置。
谁的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是一套聪明的办法去实践一个社会的文化愿景，但是，文化愿景怎么来？你说古迹保存重要，我说开发至上。你说少数族群、低收入人民的文化权必须受到重视，我说中产阶级大多数人的利益第一。你说国际水平的歌剧应该大量引入，我说本土的式微传统艺术才是我们最该花钱的地方。你说前卫艺术值得支持，我说前卫艺术是骗人的，小学艺术教育才是重点。
谈愿景，穷人还是富人的愿景？既得利益者还是边缘者的愿景？统治者还是反抗者的愿景？都会菁英还是农村草根的愿景？这些愿景可能南辕北辙，毫无交集。谁说了算数？总统？文化部长？学术菁英？还是公民投票？
文化政策的体现，在于资源的分配。受到重视的项目，就会得到资源，迅速发展。那长期得不到资源的，可能就慢慢萎缩，凋零。问文化愿景，其实就是在问，资源放在哪里。一块饼，怎么分，有什么原则可以依循？
愿景怎么界定牵涉到三个层面。首先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任何一个文化政策的制订，首先要做一项「看不见的工程」，就是做基础调查：文学、视觉艺术、影音艺术、表演艺术等等不同的领域里，有多少创作人口、多少欣赏人口；软件与硬件，供与求的关系如何。在文化产业方面，出版、电影、流行音乐、广告设计、画廊、计算机游戏、观光旅游等等，产值的曲线为何，发展的趋势为何。市民的文化消费行为是什么：多少人一个月看几场戏、买几本书、听几次音乐会；什么型态的音乐会有多少人在欣赏？多少人渴望看「歌剧魅影」音乐剧，多少人期待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多少文化设施照顾到儿童的需要，多少又服务了小区中的高龄人口？
这些基础调查做过之后，社会的文化体质才会像Ｘ光下的骨骼一样清楚呈现：资源得到太多的是些什么，长久受到漠视的是些什么，最有潜力发展的又是些什么。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用缺乏数字管理的能力来解释中国在明朝以后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数字管理在文化的领域里和任何其它领域里一样关键。没有科学的基础调查，所谓愿景的订定犹如瞎子摸象，可能离社会的真实需要非常遥远。我在大陆的很多城市看到巨大宏伟的博物馆──那是人民的文化愿景吗？博物馆巨大而空旷，里头的文物少得可怜，里头的访客更少得凄凉。博物馆之巨大宏伟，与城市人口不成比例，与当地居民的教育水平和消费能力，更不成比例。谁，用了人民的钱，去建了那样伟大而荒唐的文化设施？在决定兴建之前，他做过多少科学的调查、数据的整理？
第二个层面是，专家的意见必须渗透界定愿景、资源分配的决策过程。城市的规划，历史建筑的保存，文化产业的发展，艺术教育的落实，创作者的培育与奖励，表演团体的扶植，艺文补助机制的建立，公共艺术的执行等等，没有一件不是高度复杂的专业学问。文化决策者必须让学者专家的知识进入到行政体系内部来，做为决策的基础。
斯得歌尔摩市的人口只有一百万，却有八个专业级的儿童剧场，代表该城对儿童美育极为重视。伦敦花很大笔的预算重点补助二十五岁以下的创作者，纽约强力补助青少年买票看戏听音乐，汉城则选择补助电子游戏的研究发展。为什么？每一个城市都在设法维持自己人民的创意水平，因为人民的创意水平就是国力的依据。而如何看准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如何发挥优势，补强弱点，专家的知识分析不可或缺。在台北市文化局的三年半中，我大概亲自主持过上千次的咨询会议，不提下属各层级官员各自召开的顾问会议。因此当一项政策推出时，它其实幕后经过几十次的专家谘商，有些重大法案，还经过上百次的聆听。因此每一项决策其实都已经融入了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意见，推出时就已经是一个共识的产物。愿景，就透过这不断的磨合、不断的沟通而产生。
我也目睹某些城市组成无数的专家委员会，然而委员会真正的功能，只是政府的橡皮图章，为官员背书。在这些城市里，文化愿景往往只是技术官僚闭门造车自以为是的想象图。民间的专家学者空自拥有知识，但知识对政府决策不发生一点影响。知识界和政府之间因为没有深度的沟通、辩论和对话，社会也是割裂的，共识不容易出现。而当官员的想象蓝图是错误的时候，他的「政绩」就是人民的灾难。
第三个层面，或许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个层面：文化愿景的形成，必须来自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参与。只有参与，可以凝聚小区意识，可以产生文化认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二十一世纪初此刻的香港。一百五十年来，香港都是一个过渡的地方，人们来这里打拼、挣钱，但是既不付出真情，也不投入承担。欢乐和悲伤，婚礼和祖坟，系在东方的原乡。儿女的未来，托付给西方的异乡。香港，是路过，不是承担的地方。
一次示威游行，赫然五十万人上街。走在街上的人们虽然互不相识，也不需要交谈，但是顿时间发现了彼此对这个社会的期待和责任，也意外地发现了一直隐晦不明的集体焦虑和渴望。西九龙计划引发社会的反弹和争吵，表面上看起来闹烘烘，事实上，争吵史无前例地团结了文化界，而在在不断的争吵和辩论中，香港的未来轮廓却一点一滴地变得清晰，人们在争吵的过程里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也更明确地看见了共同的「愿景」。
这样的共同愿景，就是文化政策的基础。
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如果有一套文化政策，但是它既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又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专家知识渗透决策，更缺少人民的参与和社会共识，会怎么样？
倒抽一口冷气，我只能说，那就等候灾难降临吧。
我们担心政府对文化无知或者完全漠视，但是另一个极端──政府很可能对文化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而集权集钱用力地去做所谓「文化建设」，后果同样可怕。如果没有科学，没有知识，没有共识作为文化政策的三个基础，文化建设很可能是一场打着文化旗帜而进行文化戕害的大破坏。地方政府的首长很可能大兴土木，用纳税人的辛苦钱建起华丽的音乐厅，而事实上地方根本没有足够的欣赏人口，他也没有计划去培养欣赏人口。工程风光剪彩，首长升官走人，音乐厅就开始长草，养蚊子。
一个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可能出现一座适合一千万人口的超型巨大美术馆，开馆之后，像皇陵一样空荡安静，既无能力购买藏品，也无能力管理经营。既不懂得如何吸引游客，更没概念怎么提升市民的美学素养。雨水，渐渐渗进来，墙壁开始发霉。
一个历史古镇，可能由旅游局主导，大事开发，填土、造景、设缆车、建旅馆、砌桥铺路开餐厅，而文化的质感和历史的内涵彻底牺牲，一直到古迹古镇完全「死亡」为止。杀鸡取卵的方式，文化成为无知无识的官员的祭品。
以推动观光文化为借口，兴建一个又一个国际机场，而当地可能没有任何文化资源吸引观光客。机场建好了，就变成最好的放风筝的广场。杂草很快地占据了机坪。
政府更可能以国家形象为口号，争取国际知名建筑师来设计各式各样的地标建筑，或者利诱国际美术馆来本地开美术馆连锁店，看起来轰轰烈烈。但是，建筑师竞相献技，张牙舞爪尽情表达个人性格，他的建筑如何尊重本地人的历史情感？如何与在地城市的人文肌里和谐共处？抱歉，那不是他的问题。高价的建筑，华丽的美术馆，都是看得见的政绩，但是你问那主事者：你究竟如何让建筑美学在本土生根，如何深化艺术教育，如何培养出将来的本国的艺术大师？计划拿出来！
不知道。没人谈。
体育馆、音乐厅、大剧院、美术馆这些看得见的工程，近十年来成为亚洲城市彼此竞争的项目。上海的世博规划、北京的奥运计划、香港的西九龙正在进行、新加坡完成了滨海艺术中心紧接着筹划美术馆、台湾在规划流行音乐中心。有建筑魅力的大型文化设施成为二十一世纪城市认为最能为自己的身份赢得地位的投资，而西方的艺术掮客，譬如古根汉，就来到亚洲到处兜售自己的连锁店招牌。
可是，建一栋艺术中心和建一座污水处理厂或是一个百货大楼毕竟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件文化工程的背面都牵动着一个城市灵魂深处的东西──它的历史情感、文化认同，以及人民对未来的共同梦想，愿景。任何国际知名、高价高贵的硬件建筑也都无法取代静水流深的人才培育和国民美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当我们把资源全付给了表面的夸张，我们还剩下什么给那深层的，真实的，民族所真正需要的文化建设呢？
文化建设当作升官成本，文化设施看作水泥施作，人的情感，就埋在那水泥之下了。没错，盲目建设，不如没有建设。
关键不是「产业化」，是「民主化」
在韩国文化产品堂堂进入全球市场，一片红火的时候，我发现解释文化政策的必要性不再那么困难──你看，他们是因为有了配套的文化产业政策，才会那么成功。很可能，其它政府会急起直追：各行各色的文化奖励条例和产业扶植计划会出笼。文化，被理解为「产业」，也马上要被当作「产品」来被政府「刺激生产」，做「国际营销」。文化产业可能比大楼大厦的单纯硬件要进步一点，但是，把文化简化为「产业」和「产品」，理解为「商品」──它的前途又如何呢？
很少人会注意到，韩国眼前的成功，并不只是因为他们制订了多少条的文化产业条例，而有另一个更关键的东西。韩国旅游发展局的局长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的时候，这样解释韩国现象：
文化产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能按照人们认定的政策方向去发展。。韩国依靠人的智慧、创意和努力，在文化内容上增加新的因素。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的文化产业化。民主化排除了对创作题材的制约，让文化人放手去写作、拍摄，产业化也确保了文化资本和人力，这样韩国的文化产业才能阔步发展。
这是一个有头脑的文化官员。韩国文化产业成功的第一个因素，并不是文化政策的技术操作，关键词不是「产业化」，而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因为政治的松绑，人民的创意得以抒发释放，想象力不再有禁区和警戒围篱，文化内容上不断出现新意，因此才有文化产业可言。换句话说，没有民主化的前提，没有人民的创意，任何伟大的产业计划，任何精明的营销操作，也救不了内容的空虚。
中国著名演员张国立要求限制韩剧在中国的播放，理由是，「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他的焦急可以理解，这种为自己文化受到威胁而发的焦急，法国人特别强；但是，问题的症结，真的在韩剧吗？竖起一道无形的围墙，把韩剧关在墙外，中国的戏剧就起来了吗？
这，正是文化政策必须辩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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