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街、广场、公园，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有「管理条例」，而所有的管理条例都禁止这样的演出行为。为什么禁止？因为对于管理者而言，「方便管理」是唯一的逻辑，在这个单一逻辑下，街头艺人对市场管理处而言，就是违法摊贩；对交通警察而言，就是交通阻碍者；对公园处而言，就是破坏公园环境者；对税捐处而言，用罐头收钱而不缴税，就是逃税者。
官员害怕弹性，因为弹性会带来额外工作。官员逃避创意，因为创意会带来额外风险。去掉弹性和创意，躲开额外的工作和风险，只要管里方便，那么还有什么比「禁止」更简单的管里方法呢？至于「禁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人民使用公共空间权利的剥夺，对城市气氛的压抑，艺术家的损失等等，不是任何一个部门需要考虑的。这，就是官僚本位主义的ABC。
官僚本位主义在政府机器的内部，以另一种方式呈现：部门与部门之间，壁垒分明，互不相通。一只湿答答的老鼠谁管？答案是，如果它跑到了大马路上，是交通局的事；若是在人行道上，是养工处的事；窜到学校里去了，教育局管；钻到垃圾堆里了，环保局管；溜到市场去了，市场处的事。老鼠带菌？卫生局的事……真要问，要解决老鼠问题，该找谁？很难说。
所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城市没有街头艺人。养工处管人行道，交通局管大马路，公园处管公园，教育局管校园，市场处管市场，这些公共空间的管里者，彼此之间并不沟通。如果你要「解放」这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让艺人、画家、诗人可以在天空下表演，放一个小罐头收钱，让过路的人小小地驻足，为这么卑微的一点愿望，你知道你得做什么吗？
你必须把几十种「禁止」的管里条例拿来，一条一条去「破解」，就是说，促使这一二十个部门进行修法，把每一个管理条例中卡住表演以及收费行为的每一个环节拿掉，而每一个条例的更动，都非同小可：从咨询协商、提出草案，到草案通过，公布实施，中间有无休无止的辩论和协商过程。让几十个条例更动就得跟几十个部门去磨。官僚本位主义是所有政府的通性，在不同国家里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每一个部门，只以自己的范围为终极思考范围，部门与部门之间协调、对话、合作，在政府的机器里，近乎「不可能的任务 」。
而如果政府的机器里根本就没有「文化」这个齿轮，或者有了以「文化」为名的齿轮，却又只是个不转动的装饰零件，那么对抗或化解这个官僚本位主义就连起点都没有。要解放空间吗？要让艺术进入城市文化吗？要修改管理条例吗？由谁发起？由谁推动？
仅仅是想要让城市的空间容许艺术出现，就要费尽力气，经年功夫，想象一下更为重大的目标吧：怎么样让艺术渗透进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怎么样让美感在公共工程的设计里占一个地位？怎么样让贫民和弱势族群也得到文化的权利？怎么样保护创作者的著作权、维护艺术工作者的工作权和退休保障？怎么样使文化变成外交项目？怎么样修改税制，使文化产业得以与一般商品有不同待遇？甚至于，怎么样使警察不践踏文化，使司法尊重文化，使狱吏理解文化？
每一项，都牵涉到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竞和，每一项，都需要一个巨大的整合力量去进行不同目标的折冲。政府的庞大机器里，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齿轮，而且是一个独立、强悍的非装饰作用的「文化」齿轮，文化就注定不可能影响到生活里各个层面。
实验室逃走的怪兽
没有文化思维的政府机器可能变成什么形状？
交通思维垄断，那个齿轮可能致力于整个城市的无限拓宽，拆掉所有狭窄的胡同和老街，拔掉所有挡路的参天大树，把整个城市变成通衢大道，因为，从交通的逻辑出发，他存在的目的就是单纯的交通运输畅通。其它价值，譬如城市的人文肌理，历史的共同记忆，小区的文化认同，邻里的小巷情趣等等，对不起，他不懂。二十一世纪全世界最怵目惊心的例子，当属北京。北京的古老胡同从公元两千年起，以一年六百条的速度被拆除，成千上万栋历史建筑被铲平，所有的马路都在拓宽中，没有任何人能阻挡推土机的急速进度，甚至没有讨论的余地。交通至上思维，像「酷斯拉」怪物一样横扫北京。
发展思维垄断，在很多政府机器里，已经不是一个齿轮，而成了引擎，整个城市成为发电厂，轰轰作响，只不知奔向哪里。一九四九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眺望北京城，看着老城一片青瓦绵绵、深巷郁郁，说，这个城，应该变成工业城！变魔术一样，一万四千根烟囱就插进了宁静美丽的古都。为了2008年的奥运，以发展为核心思维、单向逻辑的奥运，发展调动了政府机器中所有的轮子，为一个单一目标全速运转，整个政府机器成为一种单一功能的推土机。文化所赖以生存的价值：历史情感、共同记忆、公民参与、城市美学，以及文化所赖以绵延的手段：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全都像隆隆割草机斩断卷起的草根，尘飞烟灭。
当发展凌驾于所有其它价值时，那种力量就像一只从实验室中逃走的怪兽，畸形地不断壮大。可是，很多人会非常不安，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怪兽可能倒过来吞噬自己的身体，自然的韵律可能反扑，以一种超过怪兽的力道。
所以文化政策是什么？它就是一套整合的机制，以文化为核心思维，以这个思维去检验政府这个机器，检验它本身的结构是否符合文化的发展所需，检验其它的齿轮是否配合文化的发展，检验机器运转的方向是不是一个文化所能认可的方向。
这样定义下的文化政策，就有两种必要的作为。一是减，一是加。
减，是设法去除「弊」，关掉有碍文化发展的齿轮。譬如把所有「禁止」街头艺人在公共空间表演的规定取消。譬如与交通部门格斗，让一株老树存活下来，少拓宽一条不必要拓宽的路。譬如与工程单位对抗，让某一栋作家故居保留下来，少盖一栋酒店大楼。譬如与公园处协商，让公园多留一点自然的草地，少建一点水泥硬铺面。譬如与教育局沟通，减少学生上课时数，让孩子们到音乐厅、博物馆、老城区里接受一点美学的熏陶、培养一点历史的情愫。
文化可以立国
加，是设法去兴利。英国政府规定彩券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必须用在文化上，许多博物馆就得以生存，年轻创业的艺术家也得到补助。瑞典立法严格保障智慧财产权，作曲家因而能够专心创作；规定图书馆中每一本书的借出，书的作者都要得到一定百分比的报酬，作家因而能够尊严地生活。德国政府高度补贴剧院的开支，使得低收入的国民也买得起票、看得起戏，国民的艺术教养因此得以提升。纽约政府透过补贴，让十八岁以下的人可以低价看演出，因而培养了年轻人的艺术修养。伦敦采取博物馆参观免门票措施，欣赏者的数字因而激增。
在台北市推出了「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之后，房地产的开发商就不再能轻易地砍除百年老树。把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坎降低之后，推动文化的民间基金会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倍增。制订了公共艺术的法规之后──譬如说，所有公共工程款的百分之一必须用在公共艺术上，公共建筑就有了艺术的品味，公共空间不再随意地被难看的东西填满。设置了新人创作奖金，艺术和文学的创作者就得到了鼓励。改变税法容许企业对文化的捐赠抵税，企业对文化的捐赠马上增加，美术馆、博物馆就多了起来。
近年来，以文化政策为手段促进国力最戏剧化的例子，当然是南韩。受到一九九七年的经济冲击，南韩从一九九八年起提出「文化立国」的施政战略，把文化产业列为发展国家经济的龙头产业。九七年制订了「创新企业培育特别法」，针对数字内容产业予以激励。接下来出炉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二十一」、「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等；又成立了文化产业振兴院、文化产业局、文化产业基金……在短短几年内，南韩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大国。
所以，文化需不需要政策？
要回答这个问题，好多镜头闪过脑海。
我记得，坐在议会闭门的预算审查会议里，反对党提出要删除我所列出的「台北国际诗歌节」的预算。我先解释台北市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诗歌节来深耕文学、面对全球，看见反对党的代表面无表情，不为所动。唇舌都焦了。最后，我说，「你们要删这笔预算，得准备踩着我的尸体过去。」议员立即暴跳如雷。
我记得，为了通过「树木保护自治条例」来保护台北城内的树木，我如何训练公务员去低声下气地和府内每一个工程单位协调，如何派出我的「美女部队」──文化局的女性官员，去议会进行地毯式的游说。
我记得，为了保住一片即将被拆除的老旧小区，用历史记忆和人文价值的观点试图去和工程单位的首长沟通。我记得，在一切努力都被推翻的时候，我如何与长官翻脸。
我记得，在市长亲自主持的闭门会议上，我曾经如何与警察局长观点对立，认为警察荷枪实弹逮捕在酒吧里跳舞的青少年并且容许电视摄影机随行随拍，是违反人权的野蛮政府作为。我记得，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我和劳工局长是如何大声反对市长的消除娼妓政策。「我不会留在一个道德保守的、只为中产阶级价值服务的政府里头做官。」我对我的市长说。
政府只是泥土
怎么可能不需要文化政策呢？如果没有，政府那个不能被我们信任的大机器里，就缺了为文化把关、为文化发声、坚持文化价值的齿轮。当文化愿景和政策被白纸黑字写进了政府的施政纲领的时候，当文化政策的执行会在选举中被选民和媒体拿出来用放大镜检验的时候，当文化部在政府组织里有一定地位的时候，文化所需要的「地盘」──包括它的预算，它的独立的性格，它的不容侵犯的自由，才开始有了保障。
在独裁体制里，任何政策可能都是假的，只有独裁者的个人意志是真的。但是，我们在谈的是文明社会，或者说，我们在谈的是任何一个追求文明的社会。在追求文明的社会里，文化政策应该是文明的捍卫者，文明指标的建立者。当国家领袖指着古城下令它变成工业中心的时候，他的文化部长应该大声说，对不起，主席，根据本城「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它不可以成为工业城。当交通部长主张城墙要拆的时候，文化部长可能全力抵制。当安全部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禁某一本书或者警察单位以保护「善良风俗」为名要取缔一场展览或者一个市长要把历史街区交给地产商开发的时候，文化部长可以把厚厚的文化法规拿在手上，说，不可以。
他可以随时拍案而起，掷下帽子辞职。
文化政策重要，是因为它不只要求政府在文化的领域里必须做些什么，它更规范了在文化的领域里政府绝对不可以做什么。如果没有政策，没有法制，那么「自由」，文化所依赖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