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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言已经有两个多月时间在有意无意地读明清两朝的历史书籍了。

安言对朋友说，技术层面的高明与否并不是关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上有问题，就无法挽救了。

也就说，“船坚炮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政府一心要依靠成形的和公开的制度，给予官员和百姓利益的驱动，而不是依靠道德目标和未经落实的法律。王朝需要的是上上下下大多数人的不经阻碍的真话，而不是谎话塑造的“大好形势”。

这么说来，晚清输在了“志大”和“才疏”之上？或者追其极致，缺乏“数目字的”管理？

朋友似懂非懂地点头，讲起了另外一个话题。